眾所周知,現在中文熱已經遍布全球,而升值將是人民幣匯率今后走勢的基調。有人會問,普通話與人民幣有什么關系?表面上看,就是說普通話的中國人使用人民幣這么簡單。但在海外,會說普通話的華人因人民幣升值而身價上漲,因為人民幣升值正代表著中國的崛起,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工廠與市場,會說普通話的海外華人則成了外國企業開拓中國市場的敲門磚。隨著人民幣穩定升值,海外華人也相繼水漲船高,普通話在海外已與人民幣一起共舞。至于在日華人是與人民幣共舞,還是金豬獨舞,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在生活品質多元化的日本,“領”已成為在日華人各自產生歸屬感的對象,從最早的“灰領”(就學生和留學生)、“藍領”(研修生)開始,“黑領”(簽證過期仍然滯留在日本的“黑戶口”)、“粉領”(日本人配偶)、“白領”、“金領”等等都相繼出現,這些都是按照某種屬性來分類的。其中在日華人“白領”比較特別,這幾年一直若即若離地在日本社會中出現,卻沒有造成什么影響,那是因為,在日華人“白領”首先是低調的。
一、 強龍依然難壓地頭蛇
在日本白領本是上班一族,而在日華人白領則成了創業一族。在日本企業工作的華人之間曾經流行過“玻璃天棚”的說法,即剛進日本會社時還意識不到,但工作幾年之后,就會感到有一個你根本看不見的天頂在壓著你,讓你無法晉升。于是,工作了幾年,熟悉了日本企業的工作內容之后,很多在日華人白領又轉到其他會社或在日的外資企業去干。現在,連在中國的白領一族中,都知道在日本企業不會得到重用,并且已經廣為人知,正在成為常識,為此,優秀的中國學生不想來日留學,不想到日資企業就職。
2月16日,時值中國農歷豬年除夕,于立博卻急沖沖地走進辦公室,又迎來一個忙碌的早晨。剛放下手提包就見幾個人正在看會社貼出的內部通知。走近一看:“最后50天大沖刺,到3月底全力完成本年度指標”,看了通知之后,仿佛全身的熱血沸騰起來,必須馬上投入到工作中去。
于立博感慨萬千:在日本金融界做白領真難。嚴格來說不只是“難”這么簡單,其實是真“煩”。從早到晚,洽談、研究、合作、解決問題、計劃將來、尋找投資的機會……成功白領面對要解決的問題實在太多,即使偶爾去打一下高爾夫球也不會忘記了約上合作伙伴,邊打球邊議論下一步的工作如何順利實施;外出辦事,匆忙中沒有看見在日華人朋友在向自己打招呼,剛回到會社就收到手機短信:“是不是因為不是日本人,在公共場合都不用打招呼了!”老天爺,我何時有見誰向我打過招呼!真是抱歉。急忙中回復:“這次就當是黃牌警告,下次打網球我請客。”
看來想要在日本金融界混就要付出比別人多幾倍的努力,上天從來很公平,其他人可以朝九晚五,你卻不可以,今天可以睡個安樂覺,明天卻又要加班到通宵。第二天在上班的電車上,已經接到日本人部長的表揚電話:“投資蘇州的材料不錯,已經接近要求了,你就再修改一下吧!”真是太好了,已經“接近”了,估計不會太久就可以通過了,正在思索中,電話里又傳出一句:“主要是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結尾”,剛好運氣不錯坐上個位子,沒辦法只好在上班擁擠的電車中趕緊修改。
于立博有一位好友王建,在一家日本知名的綜合商社長期就職,不僅獲得了該商社最高層領導層的高度信任,也獲得了中國許多公司高層領導的認同,但他至今仍然是一個白領,享受著課長級的年薪待遇。王建曾經問過于立博,日本人經?吹矫绹究偛客毡镜姆止九缮玳L,總是懷疑美國人能理解日本人與客戶打交道的方式和雇用關系嗎?為什么這么想的日本人會理解日本人可以與中國客戶打交道,日本人在中國當得了社長?
于立博說,好在現在日本人已經開始使用當地的中國人,在日本本社也開始逐步起用能說普通話的在日華人,日本已經開始反省自己的做法。日本的制造業從 2000年就開始調整,日本的金融業界及其他行業也從2004年起開始調整,至今在日金融界就職的在日華人白領比前幾年翻了一番還多,但是在日本金融界混到部長級的在日華人卻是寥寥無幾,強龍依然難壓地頭蛇。只是在日的外資金融機構里,到有一些在日華人做到部長的位置,令人深思。
于立博認為,來日的新華人當中,30代-40代的人對中國比較了解,對日本又比較適應,能開拓中國市場。而且,中國人是有朋友圈的。在圈子里,大家互相幫忙,交換信息,介紹關系,從娛樂到工作,無所不包。日本企業必須提拔那些可以進入這些圈子里的華人白領,并委以重任。日本企業如果能夠擁有選拔、任用在日華人優秀人才的意識,將對今后開拓中國市場是必不可少的。
于立博給后輩的忠告是,在日華人能進日本會社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優勢,而留學與在日本會社就職不同,當發現自己被大材小用時,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這也是做人的基本素質。在日本就職要事先有這種心理準備,要有被冷漠的準備。
二、 擇偶從三高走向三低
據法務省統計資料表明,在日中國人有52萬多人。從年齡層來看,20-39歲的人就有37萬4810人之多,其中男性為15萬0972人,女性為22萬 3838人,可謂是“陰盛陽衰”。在這個年齡層的女性,因大多數只身來日求學,在緊張的節奏中終于完成學業就職或進入更高層次搞學術研究。在生活相對穩定時,卻面臨擇偶的問題。這些優秀的女性,內心大都希望有一個家,然而卻難以如愿。這當中有為學習和生存奔波而錯過許多機會的原因,同時,也與她們的擇偶范圍、擇偶標準以及現代的婚姻觀等有關系。
近幾年來,就職于日本知名企業的華人白領麗人越來越多,雖然她們以勤奮和智慧贏得了在日一席風光的地位,然而她們當中許多人至今依然擁有名花無主的煩惱。從她們經濟穩定、修養良好的本身條件上講,維持較高的擇偶心態是很能理解的,問題是現實中的同齡男性本來就少,更何況男性擇偶范圍相對廣一些,這就造成了在日華人白領麗人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目前許多在東京就職的華人白領女性中,有相當部分仍然單身。從福州來日的郭小姐說,她曾在學生時代,與同年級的日本男學生來往,雖然也相愛,但隨著時間和交往加深,越發覺得彼此有距離。語言并不是障礙,但對方在想什么她很難猜透。她喜歡與朋友交往,那位前日本男友卻討厭見人;她喜歡直率,日本男友則認為是任性,難以溝通的地方實在太多。她為了日本男友跟著他去大阪生活了五年,但日本人家庭似乎并不太接納中國媳婦,所以她覺得還是找中國男性為宜,最終離開大阪返回東京,現在在東京的一家商社就職。
現在,雖然在日華人白領麗人當中不少人對擇偶條件依然維持“三高”,但有一部分人已開始走向“三低”!叭摺笔歉呤杖、高學歷、高身材這老三篇。而“三低”則是低姿態、低風險、低依賴這新時尚。低姿態要求的是一切女士優先,不能有大男子主義,以老婆為中心;低風險要求的則是男性應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工資比女性低也可以;低依賴則要求的是男性盡可能不依賴女性,與女性共同分擔家務,若女性工作繁忙,男性則要擔當起家庭“主婦”的責任。像剛剛舉行了結婚儀式的日本著名女藝人藤原紀香就是這“三低”新時尚的表率。
張穎也是這類女性之一。她12年前,來日留學于東京大學的大學院,畢業后在世界著名的某日本自動車企業國際部工作。她身著名牌,開著一輛豐田產的名車。據她說幾年前與一位在日本就職的華人男性白領結婚。問她“你的理想伴侶是什么樣的人呢?”她回答道:“過去,我想找個有錢、有追求、支持我工作、知識層次高、性格好、有前途的人,但現實中這樣的白馬王子實在太少。”這位白領“麗人”最后只好找個能理解她,疼她的上海男人一嫁了之。
在日本男女同居不奇怪,分居也不奇怪,但現在正在日本白領中流行的“分開同居”卻廣受關注。一對情侶保持固定的性關系和親密的情感關系,但卻不住在一起。大多數在日華人男性白領支持者表示,同居并不像原來預料的那樣完美、充滿激情,所以我們在真正住在一起前需要想清楚。而在日華人白領女性支持者則認為,如果同居令人不快,甚至出現危機時,自己總該找個退路吧?獨立的居所就是保護自己的港灣。
住在千葉西船橋,工作在東京丸之內大樓的杜女士就抱有這個想法。她好像感觸很深似地說:“我現在工作很滿意,下了班去學瑜珈,周末出去旅游,假期到海外去旅游,生活得很充實。能夠遇到滿意的人便結婚,不滿意的話也可以進退自如!彼X得尊重各自空間,避免生活干擾。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下享受親密關系,是其最大的特點。而雙方真誠相待,拒絕放縱;不住在一起并不表明兩性關系松散。相反,這種外表看起來寬松的模式,需要兩人更加真誠相待、互相尊重才能維系。因此杜女士認為,沒有契約反而讓她有更多的相處愿望,更能產生合適的距離感。
三、 從知日派到日本知音
中國國內曾對留日學人有過這樣的評價:留過日的中國人與到其他國家留學的人不太一樣,他們留學回來時不知怎么就變成了“日本人”,思考方式、待人接物等等,而去其他國家留學的中國人就沒有這種現象,他們還會以“中國人”的樣子回歸。
也許并不是所有在日華人都能變成“日本人”,有些人一直沒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滿懷遺憾地離開了日本,有些人認為自己根本不適合日本;但那些找到自己位置的在日華人白領,則從知日派逐漸變成日本知音,不在日本生活,是很難理解這些“特質”的。
據東京一家網絡調查會社Macromill的問卷調查顯示,今年情人節有78%的職業女性購買巧克力。在贈送人情巧克力的原因中,回答“送巧克力是增進交流的機會”的占73%,回答“表達謝意”的占69%。而在一家日本知名廣告會社就職的在日華人白領周虹女士則表示,幾年前,大家還是比較重視送人情巧克力,但是現在已有了轉變,職業女性們集中起來集體或一組女性共同送人情巧克力,表達謝意。有些會社已經不送了,剩得職業男性們還要在“白色情人節”回禮。
周虹說,她所在會社的社鳳比較溫和,大家關系都相處的很融洽,外國人雖然不多,但外國人想晉升卻比較難。跟地頭蛇日本人拼,是有很大難度的,就是日本人自身想晉升也是很難的,更何況外國人就更是難上加難。在日工作時間沒有十年以上,是熬不上系長的,工作二十年熬上個課長,三十年熬上個部長。但許多在日華人課長,是“縣官”而不是“現管”,只能拿課長級的待遇,而不是正職。
周虹做為一位女性,在會社里加班身體有些難以承受,但忙的時候依然要加班到半夜2、3點鐘,平時是晚上10點鐘才能回家。日本女性白領也和男性白領一樣 “豪爽”,喜歡喝酒,有的女白領天天喝酒,這跟人的性格有關。周虹表示,她跟她們一起去喝酒,一個月多的時候一星期四天有應酬;少的時候,一星期一次。周虹說她雖然去應酬,但她只吃東西不喝酒,F在,她也是晚上9點-12點與她們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再回來加班,但這與愛社如家無關。
周虹還自豪地說,她是領年薪制的(到一定年齡、有一定級別),而剛畢業的新人則是按鐘點領工資的,所以有加班費。像她這樣在日本會社領年薪的在日華人白領并不多見,加不加班與工資無關,雖然時間上可以自己掌握,但壓力比較大,而且要負起責任,日本也是憑能力吃飯。
工作時雖然個人有差別,但想與日本人拚市場仍然是拼不過的。而去打外國、中國的市場,日本人就比不過外國人了。如果你能擁有一個好的上司,就很有運氣,這對一個在日本就職的外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不怕縣官,就怕現管。
除去應酬之外,周虹還在業余時間去插花和茶道教室進修,每星期一次,在東京的教室與日本女性一同學習交流。周六、周日節假日,她還與日本人同事一道去打網球,大家玩起來都很盡興。特別是出外旅游的話,周虹認為與日本人一道最省心,日本人計劃細致周到,而在日華人出去旅游則是走到那算那,粗線條一個,比較隨意,完全是盡興,至于能不能按時回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俗話說“趣味相投”,只有共同的愛好、興趣才能讓人走到一起。周虹所在會社的大部分同事都是男性,中午吃飯時的短暫休息時間,同事們往往會聚集在一起談天說地,可惜周虹總感覺到插不上嘴,起初的一段日子只能在旁邊遠聽。男同事們喜歡談論的話題無非集中在體育、股票上面。要想和這些男同事搞好同事關系,首先得強迫自己去接受他們的一些興趣和愛好。于是周虹每天開始都有意識地關注體育方面的消息和新聞,遇到合適機會甚至還和男同事們一起去看球!艾F在有了共同話題后,和男同事相處容易多了;每次和他們閑聊的過程中,也會將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和他們進行交流,因此,我們相互之間的工作友誼增進了不少! 周虹如是說。入鄉隨俗,也許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