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能夠自費到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學習，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機會，誰知卻遭遇橫禍。”30余歲的楊麗說，“為了去奧地利讀書，我放棄了國內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當初的義無返顧卻換來了現在的狼狽不堪。”目前，她正在云南治病，等待著奧地利的國家賠償通知。
2002年，楊麗飛赴維也納，2005年被投進當地監獄，4個多月后獲“取保候審”，2006年7月被法庭宣告無罪，當天即飛回中國。2006年11月，由于精神恍惚身體不適就診，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診斷為“精神分裂癥”。

警方懷疑開始四處抓捕

2002年7月4日，滿懷夢想和憧憬的楊麗從云南飛赴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在國內我的專業是英語，由此也就結識了‘奧地利通達（TONDA）國際經濟貿易與企業管理與咨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趙尚峰和他的前妻譚佩斯，他們主要辦理中國人赴奧地利留學中介。”楊麗一直在尋找機會出國學習進修，最終她幸運地獲得了一個奧地利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招收自費留學生的名額，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免學費。楊麗通過通達公司辦妥了赴奧地利留學手續。在維也納經過8個月的學習，楊麗順利地通過了德語培訓考試，于2003年4月正式進入維也納大學商學院學習“工商企業管理專業”，學制為本碩連讀。

在維也納期間，楊麗一直與趙尚峰和譚佩斯保持來往，也給后者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楊麗進入通達公司打工，主要負責接送中國新學生，帶他們去辦理入學手續、銀行開戶，以及安排臨時住宿等事務。后來楊麗考取當地駕照，趙譚兩人還讓她接待一些從中國來的考察團，使她的收入不斷提高，“生活開支足夠了”。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學生的楊麗接到一名朋友的來電：“快躲起來，你們公司出事了，警察來抓人了！”朋友是在當地電視臺和電臺的即時報道中知道消息的。“畢竟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奧地利律師咨詢，當時律師建議楊麗主動去找警察，說清楚情況。楊麗很害怕，于是決定先躲到一名中國朋友家里。躲藏期間，楊麗又找到一名在維也納的華人領袖尋求幫助，領袖妻子建議她出來主動去找警察，“因為奧地利警方已經把情況通報給中國大使館，并且特別說明‘楊麗在逃’，當地人都知道這件事情了”。

但是楊麗不敢去，她說：“之前我知道一名華人被錯誤關押了3個月，雖然后來獲得了政府的國家賠償，但是卻得了厭食癥。后來我又找了第二名奧地利律師，他也建議我先躲著，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出來。”

數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學生被“取保候審”放了出來，但是趙尚峰和譚佩斯兩人仍然被關押著。由此，楊麗也漸漸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懷疑“通達公司”在辦理中國留學生的過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騙和協助中國人偷渡等嫌疑。

“躲了一個多月后，我覺得這樣總不是辦法，凡事總得有個了結。”楊麗說，“于是我又請了一名律師，由他出面去與法官交涉，當時法官表示最多關14天配合調查，當然最少也必須關14天，于是我決定走出來了，心想只要熬過14天就萬事大吉了。”

2004年7月28日上午，楊麗在律師的陪同下去到了外事警察局，孰料她這一去就被連續關押了4個多月，直到11月22日才得以“取保候審”由律師擔保出來，“其間的經歷不堪回首”。

不堪回首被關押四個月

去到警察局，楊麗隨即被審訊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簡單的接待工作，同時老板也不可能讓她這樣一名打工的學生知道真實情況。

“但是警察明顯不相信我的話，他們輪換了不少人來問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況。而且由于害怕，我就騙他們說案發時我不在維也納，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況。”楊麗說，其間，警察只給楊麗吃了一個漢堡，差不多到了下午5點多，警察們停止審訊，將她單獨關押到一個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間里，之前對其全身進行了詳細的檢查。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帶到另外一個地方關押，直到恢復自由，她就一直被關押在那座監獄里。

她說：“房間在四樓，大約八九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戶，僅有一張上下床，有一個小衛生間，但是不能洗澡，里面當時沒有人，我就選了睡在上床。”當天有一名女法官來詢問楊麗，指出了她前一日說不在維也納是撒謊，她不得已承認自己說了謊話，并向女法官說明了情況。但女法官沒有作什么表示就離開了，這讓楊麗非常后悔自己為什么要說假話。

楊麗說，“監舍的窗戶很小，但看出去只有一面墻，我每天都在數時間，之前12天一直沒有警察來提審我。后來每天放風一小時我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總是粗暴地把我拉下樓。”其間又有一名奧地利女人被關了進來，她很少與楊麗說話。第12天上午，精神萬分疲憊的楊麗突然聽到樓下有被關押的男女在喊叫，由于聲音很大，她突然沖動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突然那樣做”。同房的奧地利人一邊搶她的刀，一邊按動警鈴，于是楊麗被警察迅速帶到監獄醫務室包扎傷口。

在隨后半個多月里，楊麗每天都被帶去換藥、吃藥，雖然后來手腕上的傷口好了，但是醫生仍然要求她吃藥，并且告訴她吃的是鎮靜藥物。割手腕之后，楊麗進入了一種精神失控狀態，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時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戶前抓著鐵欄用中國話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國”。

每天吃藥，讓她產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方法都逃不過警察的監督。2004年9月中，醫生給了楊麗一種不同的藥，然后她就覺得情緒更加煩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爬到窗前大聲喊叫，嚇得同監舍的人不斷干涉，兩三天后就有警察來提審了。

監獄警察后來發現她的情況越來越不對勁，只好又把她送到醫務室住院治療，一直持續了10多天。其間楊麗被換了幾個病房，最多時房間里多達8人，她的情況時好時壞，糟糕的時候就會長時間趴在窗前，一直看著外面來往的汽車，“但是沒有人干涉我”。

“后來我多次申請參加監獄里的工作，但是監獄方面不答應，說我的情況不適宜參加勞動。”楊麗說，“一直到了10月底，我的身體情況有所好轉，監獄方面才答應安排我去工作，內容是用電動縫紉機縫監獄內部床單、圍腰布，洗滌警察衣服，制作圍巾以及各種工藝品。”

從案發起，楊麗本人及朋友先后找過5名律師，有律師請求保釋，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其間還組織過4次聽證，不斷重復調查同樣的案情。

2004年11月22日，在被關押4個多月后，法官終于來宣布楊麗可以辦理“取保候審”出獄，但同時扣押了她的護照，并規定其不能離開維也納，有情況必須向警察報告，并且必須隨傳隨到。

誰是誰非通達公司揭秘

“通達公司”案兩名主要嫌疑人趙尚峰和譚佩斯曾經是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官員，此次他們都被關押長達14個月，一直到2005年8月5日法院開庭審理后，才宣布允許他們兩人假釋，但兩人所持護照被法院扣壓。

奧地利《歐洲聯合周報》總編輯王敢說：“盡管趙尚峰本人已經加入奧地利國籍，但譚佩斯仍為中國國籍，另外由于此案還涉及楊麗等兩名中國籍留學生，所以庭審時，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派出包括領事部主任在內的3名官員出庭旁聽。”大使館有關官員2007年10月向王敢表示，對于此案他們非常重視，先后10多次去監獄探視，7次旁聽法庭審理。

2006年初，趙尚峰和譚佩斯被法院判處1個月有期徒刑，緩期3年執行。楊麗說：“我以前在國內就見過趙尚峰和譚佩斯兩次，感覺他們有些背景，能力也很強。后來更發現他們的通達公司辦理留學生手續非常順利，而且他們的簽證經常不是在駐中國的奧地利大使館或領事館辦的，而是從奧地利國內外交部簽妥寄回中國的，可見奧地利政府很支持這家公司的工作。其被關押期間，奧中兩國的許多政經界人士都出面幫他說話。”

出事后，楊麗才得知，原來奧地利警方對通達公司及相關人員的監控已經長達兩年多時間，包括調查公司人員背景，監控了5000多個通話記錄。奧地利警方注意到通達公司，除了緣于接到另外一家公司的舉報，更因為那段時期在奧地利的中國人“惹出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非法居留、打黑工，不上學而經常出入賭場，甚至加入黑社會組織等等。

在警方的秘密調查過程中，通達公司的少數打工人員聽到了一些消息，于是紛紛辭職走人，有些人甚至回了中國。于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外事警察局緊急出動了80余人，分頭抓捕通達公司的6名人員，唯獨楊麗“漏網”。6月9日，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官員就此事約見了奧地利相關部門官員進行交涉，奧警方也把案件情況進行了通報。

按照奧地利媒體的報道，警方在隨后一年多時間里，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資料全部檢查了一遍，但是并沒有得到希望的結果，“只查出了一些小毛病”。楊麗說：“據我所知，留學生使用假材料的情況肯定是有的，但并不是出自通達公司之手，而是中國國內的各種合作機構辦的，許多甚至還有中國的公證書。國內的機構為了招攬學生，使出了各種手段，而在奧地利的通達公司只是把這些材料整理好交到奧地利有關部門申請簽證和入學，并沒有自己進行加工和偽造。”

平反昭雪等待奧方賠償

2006年4月，包括奧新社（APA）在內的多家奧地利新聞媒體報道，維也納刑事法院于當年4月19日正式宣布趙尚峰無罪，從而使通達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得到平反昭雪。

2006年7月14日上午，奧地利維也納州刑事法院就“受通達公司案所受牽連的4名華裔學生”進行審理和宣判：奧地利籍學生趙瑞、江宇和中國籍學生邱軼、楊麗，4人曾在通達公司從事臨時工作或為公司協理到奧地利學習的學生事務，通達公司案發后受牽連，警方以“非法偷渡罪”、“組織犯罪團伙”、“詐騙罪”和“偽造文件罪”4項罪名指控通達公司并將4人拘禁。

奧地利《歐洲聯合周報》報道，在長達兩年的審理過程中，被告方將大量人證和物證展示法庭，在連續兩次開庭審理中，這4名學生據理力爭，用事實洗刷其清白之身，“特別是14日上午，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審理中，學生們用事實講話，最后，法庭裁定4名學生無罪開釋”。由此，在奧地利聞名多時，使許多華人心有余悸的通達公司案亦已告一段落。楊麗說：“由于事先律師已經告訴我可能的結果，我提前就訂好了回國的機票，7月14日上午從法庭下來，下午我就從維也納飛回北京。”

能夠有后來的無罪結果，楊麗等人等待已久。在奧地利等待法院最后裁定期間，她曾經回到學校重新注冊上課，但是沒有多久就覺得根本無法集中精力，無奈只好停課休息。由于想回國，她多次去找法官要求拿回護照，但是均被拒絕。

她說：“那時候無法上學，無法工作，每天都恍惚而過，特別是經濟上也出現困難。我先是投靠朋友和租房，最后都因為精神方面有問題而被別人驅趕和歧視，最后兩個月實在沒有辦法是在一個教會免費提供的房間住的，一名會說中文的好心神父收留了我。”其間楊麗去檢查過身體，也去看過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診斷認為她患了“短期的精神障礙”，“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多與別人交流往來”。

回國后，楊麗不愿與人來往，總是恐懼不安，總懷疑被人跟蹤，有人要害自己……也曾經嘗試找工作，但總因為精神恍惚而無法長期堅持。2006年11月29日，她被家人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診治，被該醫院確診為“精神分裂癥”，遂住院治療一個多月，隨后一直服藥修養。現在，她每個月都需要到醫院診療、復查，醫生告訴她必須堅持服藥2~3年，病情才有可能穩定下來。

楊麗說：“由于我不能中斷治療，也就無法親自回奧地利去辦理有關國家賠償等手續，目前我的事情與趙尚峰和譚佩斯的一起由同樣的律師在辦理。”

2007年10月中，楊麗再次電話聯系了北京外交部保護華人處，詢問自己的情況，對方表示一直在積極關注此事件的進展，并與駐奧地利大使館保持著聯系。“之前奧地利政府已經寫信通知我們可以獲得國家賠償，但是賠償多少，什么時間賠沒有說。”楊麗說，“我不知道奧地利政府要我等到什么時候，我的病要治療到什么時候，這中間要花多少錢。”據《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