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與垃圾》一書，是一部關于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狀況的報告。作者陳鐵源采用新聞報道的寫法、調查報告的形式，客觀、真實地反映了16個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俄羅斯等）的“中國留學生問題”。書中披露了大量觸目驚心的“留學垃圾”的事實：諸如留學“黑中介”、洋“野雞大學”、“簽證腐敗”、“留而不學”、“留學成非法移民”等等。

　　該書內容有些來自作者親身調查，也有些是采自有關媒體的報道。作者說：“本書試圖揭露‘留學黑洞’，把中國學生在國外所遭遇的多種問題客觀地、及時地報告給讀者，尤其是報告給那些有留學生或即將留學的孩子的家庭，以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提醒人們不要盲目留學，看準了再留學。”《留學與垃圾》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本版刊載的此篇摘自該書，標題系本版編者所擬。

　　“當初為什么父母給我這么多錢！”

　　據IDP澳大利亞教育公司總經理加勞格爾預測：“全球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的需求將在接下來的20年里增加90%……從澳大利亞本土注冊的留學生人數來看，中國目前是澳大利亞海外學生的最大市場。”

　　澳大利亞當地華人把這些16-18歲左右的中國小留學生稱為“第四代留學生”。與其他國家一樣，這些留學生在澳大利亞的表現也良莠不齊。當然其中不乏杰出青少年，比如，來自河南的張征到澳大利亞時不會英文，但兩年后他的考試成績是維多利亞州第一名，還因學習優秀受到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的接見。1999年澳大利亞IB和VCE兩種高中畢業會考的第一名都是從中國來的小留學生，2001年全澳海外學生高考第一名也被中國小留學生奪得。據調查，這些能做到自我約束、積極上進的孩子，無不得益于他們在國內時的良好家庭教育。

　　在澳大利亞的小留學生中，成績平平的仍是大多數，而且，他們的英文基礎都比較差。比如，有一名學生到澳大利亞將近半年，可是，他連簡單的英語對話都感到困難，完整的英語還說不上100句，很難想象他是怎么上課的，其實他很多時間干脆就不去學校。

　　除了成績差以外，還有很多小留學生“仍舊不會整理床鋪，不愿洗衣服，從不洗碗。”不少父母是大款的孩子每月有匯款，或者銀行中有幾萬美元。他們年紀小不善理財，且一下子有了大量的可支配的現金，造成揮霍且沾染了不良習氣。一家餐館曾有記錄，一幫中國孩子吃飯，吃了1000澳元，扔下800澳元小費。筆者也曾親眼看到一群中國孩子，點了一桌菜，但僅嘗幾口便揚長而去。

　　2001年新年，中國各大城市正在舉辦國外教育展覽時，澳大利亞當時的一家報紙頭版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孩子盡占唐人街風景》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左手一支煙，右手一只機（手提電話），有時一對對，更多時一群群……”我們有意到唐人街實地觀察，果真如此。即使不是周末的白天，唐人街上照樣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大部分是青少年學生。

　　據中國媒體報道，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國際語系主任陳楊國生女士是位幫助中國留學生的熱心人，說起這些小留學生她大搖其頭。她家住著的一位中國留學生，不到報考駕照的年齡就開著跑車亂竄。她朋友處的一位小留學生竟然不請假就隨意地飛回中國待上幾天。

　　翻譯崔先生受朋友之托，家里開始住有從香港、山東等地來的七名中國學生，其中一男一女，認識才兩個星期，便住到了一起。一段時間以后，崔先生忍無可忍，下了逐客令。對現在住在他家的幾個小留學生，他也感到不滿意。其中一男孩，一到墨爾本就被這“精彩世界”搞得暈頭轉向，吃喝嫖賭全沾了，一夜輸了5000多澳元，袋子里放著避孕工具，半年的生活費不到一個月便花得精光。

　　當著崔先生這個房東的面，這個孩子打電話欺騙和要挾父親：“我被搶劫了，已身無分文，若再不寄錢來，我就借錢買機票回來。”崔先生給這位山東某電力公司老總的公子算了算，不到一年時間，已用了近20萬澳元。

　　更有甚者，請看2001年發生的一起一名中國學生被遣送回國的事件。這名學生到澳大利亞后揮金如土，開始還不斷地向父母要，當他自己也覺得無臉再向家里開口時，被當地的黑社會引入歧途，合伙販毒，被警方抓獲。在機場，當地記者采訪他時，他歇斯底里地喊：“當初為什么父母給我這么多錢！”

　　杭州有對夫婦的女兒是在高二時出國的，在澳大利亞學校念大學預科和英語文化補習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到處遇到贊美的目光。加上天生麗質，骨子里的那種虛榮和占有欲開始慢慢膨脹起來。先是嫌父母每次寄的錢太少，再就是覺得自己的黃皮膚不如人家的皮膚……夫婦倆每年十來萬不薄的收入一分不剩地寄去，還不夠“千金”開銷。2002年，女兒的預科班結束前夕，夫婦倆趁著假期前往“監督”。女兒竟然委托一黑人同學前來機場，并把父母安排在一個公寓里。夫婦倆空守一天，饑腸轆轆熬到晚上，女兒才上氣不接下氣地敲門而入，第一句話就問：“有什么吃的，快餓死我啦！”當母親問起學習和生活情況時，女兒避而不談，反問道：“給我帶了多少錢來？”父女倆對吵一場后，女兒接過母親裝有5000美元的信封，便起身說：“媽，你們先歇著，我回自己的地方住。”原來，她身邊已有一個男“老外”。

　　“問題學生”遠離父母的管束，如鳥出籠

　　第四代留學生與前三代留學生有明顯的區別，除了他們尚年幼（不是讀大學，而是讀中學），均為自費生（沒有海外機構資助，不是政府公費）外，他們還屬于“包辦”性質，很少是孩子自己做主的。有的家長征求孩子意見也只是例行公事，簽證一下來，就是“武大矮子吃藥，不走也得走”。

　　這些小留學生們，幾乎是清一色的獨生子女，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個人自控意識，又長期受應試教育的高壓，稍稍懂事就被課堂無休止的灌輸和課后如山的作業包圍，他們除了教室、家庭之外，基本上沒有什么獨立生存與獨立思維的鍛煉機會，不會主動學習，生活不能自理。他們走出國門后，在松散式的教育形式且高度開放的條件下，一下子感受到全新的徹底的放松，很容易毫無防御地接受異國他鄉的新鮮事物，有的被西方一些不良文化、不良風氣甚至是一些不良的政治觀點和意識所侵襲和腐蝕。據當地華人反映，一般說來，在國內表現好的，在海外也依然出色，一部分在國內就有問題的學生，一下子遠離父母的管束，如鳥出籠。

　　小留學生的監護人和房東大部分是西方人或有西式生活習慣的親戚朋友，他們對小留學生并不了解，文化的隔閡使他們的交流十分有限。小留學生和當地的家庭住在一起，稱為“Homestay”（民宿），而那些招租海外學生入住的家庭一般并不富裕，往往還比不上孩子們自己在國內的家。孩子們會在心里加以比較，總覺得失望。打電話太頻繁，洗澡時間過長，不愿收拾房間，作息時間無規律……所有這些，都是導致小留學生與房東發生不和的原因。而矛盾出現后，這些孩子不會想到檢討自己，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卻總是歸咎他人，認為自己運氣不好，攤上這么個房東。比如有一位小姑娘總抱怨房東對她不好，想搬家。問她房東怎么不好，回答是：“他老逼我刷牙，還非讓我把臉盆也洗干凈；洗完浴還得收拾浴室……”像這樣的孩子一年換好幾家“民宿”的情況是很普遍的，換來換去，不少時間和精力就耗在了這上面。由此看來，寄希望于這些監護人或房東來管好這些孩子是不現實的，特別是對有問題孩子的管束，有時連父母自己也束手無措，他們又能有什么更好的作為呢？

　　小留學生在那里認識的人很少，感到無聊、寂寞，有空的時候，只有用手機與父母聯系，上網給國內朋友發發郵件、聊聊天。這些“天涯淪落人”的感受，即使是父母也許都無法想象。

　　境外的學校也是良莠不齊的。少數學校不但辦學歷史不長，而且對學生的“自由”簡直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沒有專人輔導學業，沒有專人管理宿舍，上課的教師對時間“珍惜”到以秒計算的程度，你在他下課之后哪怕多問一句話，人家也會說一聲“NO”就轉身離去，更沒有補課一說。還有像澳大利亞等國家，對中國實際上是有條件開放的，一些家長想選擇名城名校也是期望太高。他們哪里知道，這些地方真正的名校，就連當地的富豪達官貴人的子女也未必都能進去。

　　有些留學中介“宰你沒商量”

　　多數自費留學生出國留學、回國工作等事宜很少與我駐外教育處（組）取得聯系，除非出現問題，需要使（領）館出面幫助解決，他們才肯主動找到教育處（組）。特別是那些年齡較小的留學生，還沒有完全成熟，處世經驗不足，遇事經常不知所措，卻又找不到求助對象。

　　中介機構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收費普遍偏高，信譽不好，管理混亂，亟待整頓和規范。被調查的自費留學生，大多數是通過中介機構辦理出國留學手續的，但普遍認為中介機構信譽“一般”或“不好”，不少機構承諾與服務不一致，讓人有受騙的感覺。在調查與訪談中，我們了解到，留學生對中介服務機構比較一致的評價就是“太黑”，“宰你沒商量”。很多人即使受了蒙騙，多交了手續費，但為了順利辦妥出國手續，也都“認了”，何況一輩子能有幾次機會出國留學呢？許多中介公司正是利用學生和家長的這種心理，以一般甚至是低質的服務賺取高額利潤，原因很簡單：求大于供。想出國留學的學生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留學中介服務機構做的都是“送上門的生意”，幾乎沒有一家虧本。再加上目前對留學服務中介機構的管理制度不夠健全，監督措施不夠有力，導致有的中介機構僅靠出租牌照，每年就可獲得不菲的收入，中間的管理環節實際上處于真空狀態。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一家中介公司，辦理到澳大利亞留學的人數最多，學生的反響也最強烈。從1999年到現在，已經有不少留學生陸續向我使（領）館教育處（組）反映該公司收費高、服務差、暗箱操作等問題。為防止學生抵澳中途轉學，該公司向每位學生收取2000澳元“大學押金”，這樣一來，即使公司提供給學生的學校辦學條件差，無法滿足學生的學習要求，學生也只能待在原學校，因為移民部規定：學生在來澳的一年之內，沒有特殊理由不準轉學，學校有義務把學生的出勤率向移民部匯報，達不到80%者簽證將面臨被取消的危險。即使學生通過各種途徑轉學成功，原來交給公司的學費也往往是“有去無回”，自認倒霉。

　　許多速成的“海歸”，其實并沒有多大分量

　　約翰（英文名）是一個典型的上海男孩，皮膚白皙，文質彬彬。他手端一杯“拿鐵”咖啡，帶著點嘲弄的味道說：“也許我可以去咖啡館尋一個職業。”12年前，約翰的父母幾乎傾其所有把15歲的他送到澳大利亞。當初去澳大利亞也屬無奈，只差幾分就是沒踏入“上外附中”的大門。當時約翰與父母的想法一致，去澳大利亞學外語，總比在上海要好得多。于是，幾乎是憋著一口氣，他來到澳大利亞，相信美好的前景就在不遠處等著他。

　　12年后，約翰打點行裝，返回上海。雖說現在還有不少的孩子盼著到國外求學，但對于他來說，最溫馨的日子，還是守在爹娘身邊，吃上一籠熱氣騰騰、香噴噴的小籠包子。再說，他心里也一直在和當年的同學較勁。他們考上附中怎么了，考上國內的名牌大學怎么了，看他這個“海歸派”現身，到底是誰更能適應上海的需要。可他萬萬沒有想到，有那么嚴峻的現實在等著他。

　　他說：“我在上海屬于沒有根基的那種。父母都是下崗工人，為了我讀書，他們到現在也舍不得買房子，還是擠在亭子間里。我知道父母的不易，在澳大利亞讀書也就特別刻苦。從高中到大學再到MBA，雖說生活不太富裕，但也算可以混得下去。說心里話，還是當年一個初中同學到澳大利亞出差，我們碰巧見面，才引發了我回國的激情。按說我這個同學當年也不算出色，可他現在已經是上海一家外企的中堅力量。交談中他似乎是在無意間泄露，和我同年紀的他，年薪已經拿到近40萬。同學走后，我的心里就沒停止過翻騰。說實話，我哪里比他差呀，起碼我這口地道的英語，就比他自以為不錯的‘洋涇浜’不知好多少。而我當時的收入連他的一半都不如，而且，東換一個工作，西換一個工作，始終沒有穩定感。想想爸媽的亭子間，我終于下定決心回上海打天下。”

　　他說，早些年，“海歸”曾是精英的代名詞，可他回來后，詢問了很多家獵頭公司才知道，“我們這些出國不用考試，在大家眼里文憑不難拿的‘海歸’，還有許多速成的‘海歸’，其實并沒有多大分量。他們說，我們這些回來的，都是在國外混不下去的人，還說如果你在國外混得好，你也不會回來。說穿了，我們這一派‘海歸’屬于‘臭海歸’。”

　　大概兩個月后，一個朋友介紹約翰到一家公司。當時，競爭職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約翰，一個是哈佛畢業生。本來，他以為總該是在一個平等的條件下競爭，可自從哈佛畢業生進門后，人事經理就根本沒給他見面機會。后來他才聽說，老板也是哈佛的畢業生。這種校友間的親密照料，是別人誰都沒有辦法跨越的鴻溝。

　　約翰說：“想想我的師兄師姐們，多數也在澳大利亞混著一個不咸不淡的工作，守著他們豐厚的社會保障生活，我的心也就涼了半截……再后來，我就去找一些收入稍低些的外企，希望能找到就業的機會，可還是就業無門。”

　　他還說：“我現在分析，上海外企在乎的是你在本專業上的工作經驗，這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外企之所以要在國內的分公司推行本土化進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土的專門性人才對各方面都比較精通，可以大大減少他們的開支。而我在澳大利亞換過幾個工作，本行的商業管理也沒有太多的機會實踐。所以，在這些企業中，我的英文、我的文憑幾乎等于沒用。”

　　當然，這種“失業”并不是連一份謀生糊口的飯碗都找不到，而是能夠聘用的職位與他們的期望值相差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