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言以對，我覺得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這么多事?再一想，也難怪，連文化的題目都敢作的孩子，還有什么不敢斷言的事嗎?

　　兒子六年級快結束時，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于“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原子彈持什么態度?”“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么?”――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里是作業，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已經能平心靜氣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學校和老師正是在這一個個設問之中，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讓孩子們學習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看著十二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數據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樣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記應背，書中的結論明知迂腐也當成《圣經》去記，不然，怎么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復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計算機和微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數據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種動物的錄像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里里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一切努力，去贊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作欲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你們怎么不讓孩子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老師笑著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中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里里去尋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死記硬背，就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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