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研究所通知我準備派我去日本進修時，我感到高興之余又有點失望，多么盼望能到美國或英國那樣的英語國家學習，讓自己苦學了多年的英語有個實戰的機會。但現在卻讓我去日本，還要從頭學日語，真有些遺憾，但不管怎么說去日本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在沈陽進修了半年日語，但日語還是一塌糊涂。到臨行時，自己心里不禁哆嗦起來，妻也為我擔心，情不自禁地問我：“你去日本，行嗎？”我硬起頭皮，學電影里面英雄人物的樣子說：“共產黨員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真到了日本，困難倒比我當初想象的少得多。研究室里導師教授和助教授的英語都很好，用日語講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英語對付，研究工作也和我在國內所作的差不多，輕車熟路并不費力。日常生活也沒有什么大麻煩，到超市買東西每樣商品上都寫有價格，算帳時收款小姐還要給我鞠個躬，心情真不壞。可是事情總不會讓人樣樣都滿意，我住的地方離學校挺遠，要坐半個小時的地鐵，不象在國內那樣，宿舍就在研究所旁邊，走五分鐘就到辦公室。
　　
　　在每天早上的上班時間，日本的地鐵也很擁擠，這常常讓我感到仿佛是坐在北京的地鐵里。不過我總是不習慣日本地鐵里的安靜，車里擠著那么多人，卻很少有人說話，好象是聾啞人專車。幸好我住的地方是地鐵的起點站，我總能有座位坐。也許是有一種特殊力量的引導，我每次總要下意識地走進第二節車廂，坐在左邊一排座位最靠里邊的位子。周圍的日本人乘客都在閉目養神，有人甚至真的睡著了，但我坐地鐵時卻高度緊張，生怕坐過了站。
　　
　　我記不清是什么時候開始注意到她的，大約是我開始乘地鐵的一個多月后吧。她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和一般的日本上班族小姐一樣，身穿素色服裝，身前挎一個和她嬌小身材不相稱的大提包。她的眼睛不大，卻很有光彩，但是嘴角卻似乎總是留著一種淡淡的憂傷。她的頭發是齊肩的短發，但偶爾也梳兩個辮子，這時就顯得很象中國姑娘。
　　
　　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為她總是站在我的面前。剛開始我還以為是偶然，但一個多月后我發現這里還有一個必然的原因。我上車的起點站叫“大谷臺”，地鐵過了一條叫“柳川”的小河后進入中心市區，車廂里驟然變得擁擠起來。她在“柳川”站的下一站“松原”站上車，我則在松原站之后三站的“岡崎”站下車。看來她真聰明，很快發現我在她上車后很快就要下車，而且還總是坐在一個固定的位子上，于是她上車后就站在我的面前，等我一下車她就能有座位坐。可能她還要在地鐵中乘半個小時或一個小時的車，站著乘車畢竟要比坐著乘車辛苦得多。
　　
　　剛開始我們之間還沒有什么，但一個多月過去后，彼此之間就產生了一種異樣的關系，每天坐地鐵好像有一種“約會”的感覺。不知從哪天開始，她上車后就要朝我點頭微笑一下，我也對她點頭微笑一下表示回應 。我很喜歡看她的微笑，她笑起來就會把平時臉上的那種淡淡憂傷一掃而光，雖然談不上嫵媚，倒也楚楚動人。在日本也經常有人對我微笑：商店的售貨小姐對我微笑，但那一看就知道是缺乏真情的商業性微笑；在學校碰到老師同學時，他們也會對我微笑著打招呼，但這也立即讓人明白是一種逢場作戲的禮儀性微笑。唯有她對我的微笑，讓我感到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微笑，也許她是感謝我每天為她“占座位”吧。
　　
　　我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只有別人幫我的忙，從來沒想到我能幫別人什么忙。可是在地鐵里遇到她后，我突然覺得自己還是一個“有用的人”，還能為別人作點事情，想到這里自己也不禁有幾分得意。本來坐地鐵是一天中最無趣的事，但不知從何時起，我已經把坐地鐵看作是一種無言的約會，把看她那真情的微笑作為自己一天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
　　
　　雖然我每天早上與她相逢，但晚上坐地鐵回住所時，卻從未遇到過她。可能是因為她下班早，而我回去晚，一般我都要到晚上八點多以后才離開研究室。偶爾我也有下午五、六點鐘回去的時侯，但也從未碰到過她。她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來坐地鐵，星期六則不來，我想那一定是她上班的公司星期六休息，因為日本大部分公司都是每周五天工作制，但我們的研究室卻星期六還要作研究工作。因此每周星期六乘地鐵就難免讓人感到有一種缺少什么似的遺憾，有時侯也有象她一樣的上班族小姐站在我面前，在我下車后坐到我的位子上，可那畢竟不是她。看著別人坐到我的位子上，還真有點不情愿。
　　
　　一天早上我走進第二節車廂，忽然發現一群學生已經占坐了我平時的最靠里面的座位，我只好坐到車廂中間的位子上。地鐵到達松原站后，我看到她在人群中擁進車廂，然后直奔我平時坐的位子。要是在中國，我一定會向她大聲喊：“我在這里！”，可是日本的地鐵里太安靜，我不好意思大喊，只好眼看著她擠進人群不見了。這時我突然想：她看到我不在平時的座位上，會不會感到失望呢？盡管我看不到她的臉，但我卻想象著她失望的表情。下車的時候，我夾在人群中從另外一個車門下車，我怕她看到我，怕她認為我不守信用，沒有承諾我為她占位子的“默契”。
　　
　　第二天，我特意提早十分鐘趕到車站，這時地鐵車輛還沒有進站。我站在第二節車廂門口的位置上，等地鐵一進站就第一個上了車，這下可沒有人能夠搶我的座位了。這一天她又來到我的面前，不僅向我點頭微笑，還向我小聲說：“早上好！”，我慌忙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剛才上車時我還覺得自己專門提早趕到車站，為一個不相識的陌生人占座位是不是可笑，但聽到她向我問候“早上好”后，忽然感到心里一陣暢快。下車后，我一路哼起了流行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情誼。。。”。
　　
　　從此她上車后不僅要對我點頭微笑，還會輕聲對我說：“早上好！”。我也每天提早十分鐘到車站，盡到我占位子的“義務”。對于一個身在異國他鄉、舉目無親的人來說，她的微笑，她的問候，會讓我感到一種難以言表的溫暖。那個星期天我給妻寫信時，把我為她占座位的故事詳盡寫了一番，可是粘信封時又覺得不妥：“我告訴妻我為一個不知姓名的日本小姐占座位，她會不會多心呢？”我把已經寫好的信從信封里抽出來，但轉念一想，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說出來心里也痛快，又把信放回了信封。不過當我走到郵筒前，心里又出現了猶豫：“現在畢竟是我們分離的時期，告訴她這樣關于女人的事恐怕容易引起誤解，還是不說為好。”我再次把信從信封中取出，重新寫了一封匯報學習生活情況的家信。
　　
　　那是二月份的一個星期三，她沒有來。為什么我會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星期三？自己也不清楚。當時我不禁感到一陣擔心：“她病了嗎？她家里出事了嗎？”然而星期四她還是沒有出現，我心里有些煩躁起來，做實驗時心不在焉，竟然失手打翻了自己準備了一個星期的樣品。我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為一個陌不相識的人瞎操什么心？”可是到星期五，她還是沒有出現，我開始感到一種莫名的失望和傷感：“她再不會來了嗎？”這時我才明白她在我的心中竟然占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我對她的感情既不是愛情，也不是友情，真是一種奇怪又復雜的感情。
　　
　　星期一早晨，天氣很冷，天上飄著蒙蒙細雨，中間還夾著雪花。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地鐵，心里想著：“我能見到她嗎？”我坐的位子是背對站臺的，當地鐵開進松原站時，我忍不住把頭扭過去透過車窗向站臺張望，終于在人群里看到了她。她今天多穿了一件米黃色風衣，但下身還是穿著裙子，我不由地想：“這么冷的天，她不會感冒嗎？”就在我向她張望的時候，她也正好向我這邊看，兩個人的目光正好碰到了一起，可是我們又立即把目光下意識地移開了，畢竟男女之間這樣的對視讓人感到有些不自然。
　　
　　她象往常一樣擠到我的面前，好像有些歉意似地對我小聲說了幾句話，我日語的聽力本來就不行，她說的聲音低，速度又快，我沒有聽懂她說的是什么，但我聽出幾個詞來：“我。。。流感。。。休息。。。”我立即猜出來她是因為流感在家休息而沒有上班，我本想學著日本人的口氣說：“你不要緊、沒關系吧？”，可是沒想到話到嘴邊竟然變成：“我。。。沒關系。”聽了我的話，她先是一愣，過了片刻用手捂住嘴笑了起來，我也跟著莫名其妙地傻笑起來。她笑了好長時間才止住了笑，我第一次見她笑出聲來的表情。我不知道她笑的原因，大概是我說話太離譜了，難免不讓人發笑吧。
　　
　　一切又恢復了原樣，我們每天早上七點五十分在地鐵中相逢，七點五十五分分手，我們按時趕到這里，來實踐我們之間的無言之約。盡管我們相約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分鐘，但我覺得這五分種是一天中最長的五分種；盡管我們相約的內容只有一個會心的微笑和一句“早上好”的問候，但她那真情的微笑和問候，使我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感到一種被人關心的溫暖。如果她是中國人，我一定會問她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請她有空到我家里來玩。但她是日本人，我不清楚日本的禮節，不敢隨便問她。
　　
　　有一天她上車后突然向我說了幾句話，她講話的速度很快，大概她并沒有認為我是一個外國人。我沒有聽明白她的話，但還是裝作明白地點頭“哈矣”了一聲，她以為我聽明白了她的話，沒有再說。我下車后忽然感到一陣后悔：“當時為什么不問清楚她講的是什么？”不過我猜想她是告訴我她明天，或者是以后幾天有事不來乘車。第二天她果然沒有來，證實了我的猜想。我沒有向她表明過我的心思，但她卻能明白我的心情，知道我會為她不來“赴約”而感到不安，所以提前告訴我她明天不能“赴約”。看來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并不是非依賴語言不可。第三天早上的七點五十分，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她的微笑中好像帶著一種“失約”的歉意，這種無言的歉意大約只有我能體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