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的歐洲史從一開始就具有科學性。第一位踏上澳大利亞土地的英國人威廉·丹皮爾，盡管對澳大利亞的自然史作了粗率的評論（他理解錯了），但他收集了一些植物標本帶回英國。因此，澳大利亞正規的植物學于300年前便誕生了。

由法國科學家們（因拿破侖·波拿巴對澳大利亞的花卉和有袋動物感興趣），當然還有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庫克船長所作的進一步考察被認為是對天文學和生物學的探討，當時就好象發現了另一個星球；只有現在，在新千年里，我們才能夠斷言已經開始了解這片非同尋常的土地了，基于這樣的了解，我們對亞洲、南美洲和大洋州的鄰國所存在的科學問題也就有了解釋的方法。

實際上，澳大利亞已經成為本地區專門知識和技術的中心。很少有人意識到，許多澳大利亞科學家正在東南亞國家參與開創當地谷類作物、水文學、太陽能甚至火山噴發預測的研究；澳大利亞同中國合作的主要項目（燃料技術、遺傳學）以及同印度合作的主要項目（催化式排氣凈化器、天文學）都在不斷取得成功。

這些領域自然產生于澳大利亞的農村史和地球物理史。但是，我們還有幸在最新的科學領域占有重要地位；盡管澳大利亞遠離北半球的主要研究中心，我們仍然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有關重大發現的消息，而部分原因是由于象霍華德·弗洛里（青霉素）和勞倫斯·布萊格（X光晶體學）這樣的澳大利亞人作出了科學研究上的突破。

過去半個世紀中，澳大利亞在免疫學、藥物發明、科學儀器、天文學、植物生物技術、太陽能工程、毫微技術以及其它許多領域，連同那些使澳大利亞科學史有著輝煌開端的領域，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很少有國家能象澳大利亞這樣幸運，其本國所需要的科學與世界主流研究之間是如此的協調，澳大利亞有著發展蒸蒸日上的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澳大利亞政府撥款的科研機構）和36所以上的大學，因而可以從容地迎接諸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