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當英國博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初次在博特尼灣登陸時，他一定象所有第一次到澳大利亞的后代人一樣，感到非常陌生。

澳大利亞與世界其它地方迥然不同，澳大利亞獨特的動植物和地貌的形成是巨大而緩慢的地質作用的結果。

4500萬年以來，這塊古老、厚重而平緩的大陸逐漸離開南極向赤道方向運行，這一過程將澳大利亞的生物與世界其它地方隔絕，并給它們帶來了特殊的挑戰。

嚴峻的環境造就了多種生物形態

典型的澳洲地貌非常古老，在許多地區，地面可溶解營養物質大都被溶濾，使土地的肥力減小，有些植物群落為了減少競爭可能加快了這一過程。

在澳大利亞，各種不同的植物往往生長于同一地點，這些植物擅長在不同的母巖和日照情況下生存，在這些特殊的植物群落進化的同時，它們也為動物的進化提供了機會，澳大利亞的氣候是生物進化的另一個推動力量。

當澳洲大陸向北移動時，原來涼爽、濕潤的地帶逐漸變得溫暖而干燥，"紅色中部"現在所處的緯度正是世界上大沙漠出現的緯度。

在中部潮濕、植被良好的溪谷中，仍然可以發現隱藏著的恐龍時代遺留下來的樹和羊齒科植物的小群落。

澳洲大陸向干旱地帶緩慢漂移所產生的影響因其平緩的地勢和太平洋上的"厄爾尼諾"現象而增強，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全年缺少穩定的降雨，許多地區長年干旱。

在澳大利亞生存意味著經得起嚴峻的考驗，而不是在條件適宜的時候快速繁殖；因此，典型的澳大利亞生態系統往往比其它大陸擁有較少的總生物量，但生物種類卻更加豐富。

惡劣的自然條件導致生態系統的大范圍崩潰，少量幸存下來的植物種類經過進化和傳播，重新移植到各種地形中。

桉樹屬于桃金娘科植物。澳大利亞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種類的桃金娘科植物，這些植物占據了其它種類植物的生態境。

由于環境惡劣，新陳代謝率低的動物-爬行動物和有袋動物反而易于生存；化石記錄表明，有胎盤哺乳動物可能在澳大利亞存在過，但卻未能繼續繁衍生存。

人類的到來

人類在6萬多年以前就來到了澳大利亞大陸。

在人類到達之前，澳洲的熱帶森林和亞熱帶稀樹草原上有許多對火敏感的動物種類，大型有袋動物和不會飛的鳥類（屬大型動物）在此食草為生，有人認為大型動物及其棲息地是在最后一個冰川期滅絕的。

這些生態系統中的營養物質通過食草動物的消化道很快再循環，逐漸產生了能夠保持水分并制造"再生雨"的土壤；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部地區在較近的地質年代草木更為茂盛的原因。

有人認為，大型有袋動物及其棲息地是在最后一個冰川期滅絕的，然而，南澳大利亞博物館館長提姆·弗蘭納里博士認為，是早期的狩獵者消滅了大型動物，導致它們賴以生存的森林和草原生長過度；接著，四處蔓延的大火破壞了原來的植物群落，取而代之的是耐火類植物，如桉樹。

有證據表明，土著居民曾燒毀耐火的叢林，改變了植被的格局，為不同的動物種類創造了棲息地，但是，無論早期的狩獵者對于改變他們所進入的生態系統起了什么樣的作用，毫無疑問，傳統的土著社會確實與其所生活的鄉村達到了一種持續的平衡。

自然遺產保護

近些年來，人們更注意使用傳統的方法保護土生動物的棲息地。

北部地區的卡喀杜國家公園、烏盧魯-卡塔·丘達國家公園以及悉尼南部查維斯灣地區的波得里國家公園現與它們的土著所有者合作管理。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開始，澳大利亞便開始制訂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地區性規劃大綱，這個大綱力求在建立保護區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對所有生態系統作出全面的考慮，土著人和私有土地所有者也參與了這一全國性的努力。

澳大利亞保護區的總面積正迅速擴大，新近又宣布了好幾個國家公園，主要是為了保護瀕臨滅絕的物種，這與早先的政策截然不同，原來只有對畜牧業、農業或林業毫無用處的地區才能被劃為公園。

河流系統水藻的密集滋生和灌溉土地鹽度上升的問題引起了關于農業承受力的辯論，沿海地區的開發也引起了人們對環境退化問題的關注。

澳大利亞人對環境的關心是真實有效的，各城市都有健全的廢物回收系統。民用固體垃圾正在減少。

澳大利亞袋鼠

時不時地，動物保護組織會批評澳大利亞對袋鼠采取的去劣留優行動，實際上，澳大利亞牧場的環境非常容易被毀壞或退化，在引進歐洲飼養方法的牧區，牛羊等家畜有了水供應，而這些地區的袋鼠數量也隨著明顯增長，新的水供應大大提高了袋鼠的存活率；由此引起的澳大利亞牧場袋鼠數量的增長給本來就易受毀壞的環境帶來了過度放牧的壓力。

因此，挑選品種和捕獵袋鼠便成了袋鼠數量控制與有效土地管理不可缺少的步驟，這些步驟不僅有助于所有袋鼠種類的延續，同時還保護了其它土生動物生存所必須的自然棲息地。

現在捕獵的四種袋鼠數量很大，沒有一種是生存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的品種。

氣候的變化

很久以來，澳大利亞便認識到氣候的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它可能對環境產生不良的影響，澳大利亞尤其關心的是氣候變化對印度洋和太平洋諸島國的影響，及其對澳大利亞自然環境和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隨著1997年12月《京都草約》的正式通過，澳大利亞與其它發達國家達成共識，同意各國將限制未來的溫室排氣量；為此，澳大利亞政府撥款近10億澳元，通過開發新技術和實行新方法來減少能源生產、交通運輸以及土地和森林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有害氣體，新的措施與原來鼓勵更加有效地利用能源以及重復使用和回收利用產品的方法同時并用。

在不斷進行的有關國際氣候變化影響的洽談會上，澳大利亞的作用是確保《京都草約》的執行能有效地鼓勵所有國家減少有害氣體排量；只有將減少廢氣排量的經濟成本降至最低限度，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重要的環境目標。